子思，姓孔，名伋，是孔子的孙子，后世尊称他为“述圣”，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。

子思所处的时代，当时面临着社会礼坏乐崩、诸侯争霸、民生涂炭的严峻局势。他不辞辛苦的周游列国，竭力倡扬道德和仁政爱民的思想，努力拯救社会危机。他矢志不渝、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，深深影响着后人。

子思幼年就很有志向。有一天，孔子独自长叹，子思问孔子：“是担心子孙不能承继祖业、洪扬道德吗？还是羡慕尧舜之道而自己却不能像他们一样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你小孩子哪里知道我的志向。”子思回答说：“做父母的劈了柴，儿子不背就是不肖。我每想到这里就十分努力的学习，丝毫不敢松懈，为的是将来也能明道济世。”孔子听后高兴的说：“我不用再犯愁了。”

子思苦学圣贤之书，他说：“诚者，天下之道也”，天道是人世间的公理，要求人以仁为本，从善如流，德行统一。一次，孟子向子思请教有关“诚”的问题，子思讲道：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基础，就是要修养自己的品德，而修养品德的关键就是“诚”。真诚是上天的法则，追求真诚是做人的法则。心意极诚而不能使人感动的，是没有过的；不真诚是不可能感动人的。君子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心，独处的时候更要谨慎。”

卫国遭遇战乱，子思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为将，他说：“苟变很有将才。”卫国国君说：“我知道。然而苟变做官的时候，有次征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，所以我不用他。”子思说：“其实每个人都有长处，但同样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正确的引导他、教育他，相信他会改过。不要因此而忽视了他的长处，弃之不用啊！”卫国国君向子思拜谢说：“我接受你的建议。”

后来子思听说卫国群臣对国君提出的错误计划，如出一口般的附和，说道：“我看卫国这时真是‘君不象君，臣不象臣’啊！”公丘懿子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子思说：“君主自以为是，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自己，这是无比的昏昧；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，这是无比的谄媚，是在助长邪恶之风！这样居于百姓之上，百姓怎么能满意呢？！‘闻过则喜’才是先贤们所推崇的他人指出自己过错后的态度。”

子思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，无论身处任何环境，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，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指责申诉诸侯争权夺利、恃强凌弱的害民害道之行。一次，鲁国人胡母豹对子思说：“你应该考虑现实，要被现实所容啊！”子思说：“我所担心的只是志向和道义不够远大。我希望能够为世所容，是为了行仁德之道；如果背弃我的志节和天道而求为世所容，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行于世的作为呢？这是罪过，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变所追求的道义。”

子思周游列国洪扬道德学说，得到很多诸侯的敬重和百姓的爱戴，他的学生越来越多。鲁穆公请他做国相，子思则以讲学为重婉言谢绝。子思一生贫困，他是这样理解富贵的含义：不取于人谓之富，不辱于人谓之贵，不取不辱可以算是富贵。他痛斥阿谀求荣的不当，阐述高官厚禄，不足以钓饵君子。

曾子的儿子曾申问他说：“屈己以伸道乎，抗志以贫贱乎？”子思说：“道伸，吾所愿也。今天下纷乱，正当其时。与其屈己以富贵，不若抗志以贫贱。屈己则制于人，抗志则不愧于道。” 子思认为：使道义得到伸张当然是自己的愿望，但如果屈己只是为了求得富贵，那还不如宁守贫贱而得以坚持自己的志向，这样，既不须受制于人，也无愧于道德原则。他还说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在“道”与“势”的选择上，子思表现出一代圣贤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。

子思为人处事严守礼法和道德规范，他先承孔子，后传孟子，写了儒家的经典著作《中庸》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我国历史上每当盛世时，都是社会道德水准高的时期，政治清明，人心向善。每当乱世、末世时，则是权谋之术盛行，人们追求物欲，道德沦丧。因此不同时期都有圣人出来救世，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，维持道德水准。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，更是一个物欲横流，道德底线崩塌的现实环境。不要以为这时还在讲这些两千年前的大道理是不合时宜，也许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，就会从这些古人留下的道理节操中，寻找到自己未来的出路。认同先贤的教诲，同化宇宙“真、善、忍”特性，才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善念，是一个人本性的回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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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神传文化】恒守节操　明道济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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